一直对日本的媒体非常感兴趣,无论是没有任何商业广告的NHK,还是全球发行量量第一的报纸《读卖新闻》(Yomiuri Shinbun),都以其客观真实的报道获得全球的青睐。这次终于有机会在“日语报刊选读”的课堂实践下参观了赫赫有名的《读卖新闻》(上海支局),又恰逢日本地震引起的中日媒体对这次地震给予的极大关注,思考和收获了很多。
进入《读卖新闻》上海支局,办公室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,工作人员都很热情,尤其是支局长加藤隆则(Takanori Kato),感觉是一个可爱的大叔。因为我们这次去的人数比较多,于是细心的他们让我们坐在装旧报纸的箱子上。
首先是一段介绍《读卖新闻》的视频,关于读卖的历史起源、读卖公司的总体情况,读卖的发行送和递送等。背景的音乐节奏让我觉得这是一家有激情的媒体,无论是记者、编辑,还是送报员,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。这可能与《读卖》的企业文化、东京大都市的快节奏高效率有关吧。
然后,和蔼的加藤先生开始了他的讲解,大致是关于《读卖》的新闻理念,《读卖》是如何保持世界发行量第一的,以及《读卖》在此次日本大地震的报道中的措施等等。和大多数日本媒体一样,《读卖》对于广告收入的依赖性不是很高,而是靠发行量来取得收入来源。那么,《读卖》如何让日本民众喜欢,保持它极高的发行量呢?加藤先生介绍了《读卖》强大而稳固的配送网络。《读卖新闻》的销售点店遍布日本各地,送报员以个别配送的方式准时将报纸递送到订阅者的家里,确保日本民众在早晨和晚上拿到报纸。这不仅加强了《读卖》在日本民众中的信任感,也确保了销售收入的相对稳定。
接下来,同学开始提问,加藤先生都给予了耐心和详细的解答。其实,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是,这次大地震引发了福岛核辐射,相比中国媒体“疯狂”的报道和由此在中国引起的民众恐慌与抢盐热潮,为什么日本媒体则很少报道核辐射相关的问题呢?我发现我在用百度搜索“日本核辐射”的时候,出来了成千上万条新闻;而用日本雅虎搜索“日本核辐射”时,只有很少的新闻呢?我对此非常好奇,后来在和早大来交换的福岛伸太郎(Fukushima Shintaro)同学的讨论后,觉得是日本民众在科学素养方面业比较高,且日本媒体更加理性;而中国的科普传播仅仅通过几个在媒体上露面的“专家”, 媒体也没有以一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去核实情况,所以不可避免会出现纰漏。看来,中国媒体任重道远还需要继续努力啊。
最后,我们合影留念。这是复旦的同学第二次来参观《读卖新闻》(上海支局),加藤先生说第一次的照片还保留在他的家里做纪念,李老师调侃道,“这次照完后还要继续放在家里!”。
体验:跨文化企业的不同
不久前我去面试过《纽约时报(New York Times)》(上海分社),是在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里面,这次又参观了《读卖新闻》(上海支局),与中国媒体相比,总体感觉外媒的办公室布置更加温馨和人性化,而相比之下,《纽约时报》与《读卖新闻》的企业文化也有不同之处。
这让我想起了上个学期李老师在“跨文化传播”课堂上讲到的全球不同的文化类型。刘易斯(Richard Lewis)将全球文化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:单线活动型(Linear-actives),如北欧人、北美人;多线活动型(Multi-actives),如南欧人;环形(反应)活动型(Reactives),如在亚洲和非洲。这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不同的礼仪文化,在时间观、空间观等方面,不同国度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明显差距。《纽约时报》上海分社里,分社长单独有一个小的办公室,属于典型的单线活动型空间利用;而《读卖新闻》上海支局里,支局长和员工们都在一个大的办公室里,但通过位置的摆放依然可以看出支局长所具有的地位和权威。
理念:《读卖》的新闻准则
从加藤先生赠送的资料来看,《读卖》日发行量10,018,701份,排行全世界日报发行量第一名,此外,《读卖新闻》集团还有读卖巨人队(一家读卖管理的职业棒球队)、中央公社论、日本电视台、读卖电视台为首的子公司。此外,《读卖》最为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在于它所坚守的日本媒体界的新闻理念(The Canon of Journalism)。
Independence and Responsibility
我觉得,一个媒体最为可贵之处在于无论何时都要保持独立意思和责任精神,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。记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,《读卖新闻》针对当时的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,明确提出了“首相不应该参拜合祀了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”的主张,呼吁尽快建立另外的国内追悼设施,尤其对首相小泉餐牌靖国神社一直是表示反对与否定的态度,这一社论发表后,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
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,在势力强大的首相面前,《读卖》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,坚决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,认为切断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是认真检讨过去的侵略历史,努力让大多数国民认识到战争的真相,表现了一个媒体应有的独立与良知。
Respect for Human Rights
加藤先生发表在《百家》上的的那几篇记者笔记中,最令我感动的是《想起红山茶花》,是讲在他长达19年的记者生涯里,令他最痛心的事发生在八年前红山茶花盛开的冬天。那天下午,东京地方检察院负责搜查滥用职权和经济犯罪案的特别搜查部,决定逮捕某国会议员,正当报道“今晚逮捕”的晚报还在印刷之中,就传来“议员自杀”的消息,加藤先生产生了“是我写的新闻导致了他自杀”的想法,因为两个月前正是他第一个报道这位议员的犯罪嫌疑,造成了其他媒体铺天盖地的后续报道。第一篇稿子见报之后,议员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了一番辩解,后来打电话给加藤“想详细解释”,而那时的加藤先生回答道,“刚才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足够了,没有必要再听你的解释”,决绝了他的要求。听到他自杀的消息后,加藤先生非常内疚,在完成后来的后续调查后,他在议员自杀后的首次周年祭是去议员家表示悼念,虽然家属拒绝了。但他写下“我期盼有一天,在看到山茶花时,我们能共享一份美丽的心情,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相互理解。”的字句,投进议员家的信箱。
这个事件之所以打动我,在于《读卖》的记者对于人权的尊重,尽管议员有可能违法,却依然享有宪法赋予的高贵的人权,而那年年盛开的美丽的红山茶花,则表达了记者对于自杀的议员发自内心的尊重。
进入《读卖新闻》上海支局,办公室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,工作人员都很热情,尤其是支局长加藤隆则(Takanori Kato),感觉是一个可爱的大叔。因为我们这次去的人数比较多,于是细心的他们让我们坐在装旧报纸的箱子上。
首先是一段介绍《读卖新闻》的视频,关于读卖的历史起源、读卖公司的总体情况,读卖的发行送和递送等。背景的音乐节奏让我觉得这是一家有激情的媒体,无论是记者、编辑,还是送报员,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。这可能与《读卖》的企业文化、东京大都市的快节奏高效率有关吧。
然后,和蔼的加藤先生开始了他的讲解,大致是关于《读卖》的新闻理念,《读卖》是如何保持世界发行量第一的,以及《读卖》在此次日本大地震的报道中的措施等等。和大多数日本媒体一样,《读卖》对于广告收入的依赖性不是很高,而是靠发行量来取得收入来源。那么,《读卖》如何让日本民众喜欢,保持它极高的发行量呢?加藤先生介绍了《读卖》强大而稳固的配送网络。《读卖新闻》的销售点店遍布日本各地,送报员以个别配送的方式准时将报纸递送到订阅者的家里,确保日本民众在早晨和晚上拿到报纸。这不仅加强了《读卖》在日本民众中的信任感,也确保了销售收入的相对稳定。
接下来,同学开始提问,加藤先生都给予了耐心和详细的解答。其实,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是,这次大地震引发了福岛核辐射,相比中国媒体“疯狂”的报道和由此在中国引起的民众恐慌与抢盐热潮,为什么日本媒体则很少报道核辐射相关的问题呢?我发现我在用百度搜索“日本核辐射”的时候,出来了成千上万条新闻;而用日本雅虎搜索“日本核辐射”时,只有很少的新闻呢?我对此非常好奇,后来在和早大来交换的福岛伸太郎(Fukushima Shintaro)同学的讨论后,觉得是日本民众在科学素养方面业比较高,且日本媒体更加理性;而中国的科普传播仅仅通过几个在媒体上露面的“专家”, 媒体也没有以一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去核实情况,所以不可避免会出现纰漏。看来,中国媒体任重道远还需要继续努力啊。
最后,我们合影留念。这是复旦的同学第二次来参观《读卖新闻》(上海支局),加藤先生说第一次的照片还保留在他的家里做纪念,李老师调侃道,“这次照完后还要继续放在家里!”。
体验:跨文化企业的不同
不久前我去面试过《纽约时报(New York Times)》(上海分社),是在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里面,这次又参观了《读卖新闻》(上海支局),与中国媒体相比,总体感觉外媒的办公室布置更加温馨和人性化,而相比之下,《纽约时报》与《读卖新闻》的企业文化也有不同之处。
这让我想起了上个学期李老师在“跨文化传播”课堂上讲到的全球不同的文化类型。刘易斯(Richard Lewis)将全球文化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:单线活动型(Linear-actives),如北欧人、北美人;多线活动型(Multi-actives),如南欧人;环形(反应)活动型(Reactives),如在亚洲和非洲。这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不同的礼仪文化,在时间观、空间观等方面,不同国度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明显差距。《纽约时报》上海分社里,分社长单独有一个小的办公室,属于典型的单线活动型空间利用;而《读卖新闻》上海支局里,支局长和员工们都在一个大的办公室里,但通过位置的摆放依然可以看出支局长所具有的地位和权威。
理念:《读卖》的新闻准则
从加藤先生赠送的资料来看,《读卖》日发行量10,018,701份,排行全世界日报发行量第一名,此外,《读卖新闻》集团还有读卖巨人队(一家读卖管理的职业棒球队)、中央公社论、日本电视台、读卖电视台为首的子公司。此外,《读卖》最为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在于它所坚守的日本媒体界的新闻理念(The Canon of Journalism)。
Independence and Responsibility
我觉得,一个媒体最为可贵之处在于无论何时都要保持独立意思和责任精神,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。记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,《读卖新闻》针对当时的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,明确提出了“首相不应该参拜合祀了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”的主张,呼吁尽快建立另外的国内追悼设施,尤其对首相小泉餐牌靖国神社一直是表示反对与否定的态度,这一社论发表后,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
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,在势力强大的首相面前,《读卖》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,坚决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,认为切断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是认真检讨过去的侵略历史,努力让大多数国民认识到战争的真相,表现了一个媒体应有的独立与良知。
Respect for Human Rights
加藤先生发表在《百家》上的的那几篇记者笔记中,最令我感动的是《想起红山茶花》,是讲在他长达19年的记者生涯里,令他最痛心的事发生在八年前红山茶花盛开的冬天。那天下午,东京地方检察院负责搜查滥用职权和经济犯罪案的特别搜查部,决定逮捕某国会议员,正当报道“今晚逮捕”的晚报还在印刷之中,就传来“议员自杀”的消息,加藤先生产生了“是我写的新闻导致了他自杀”的想法,因为两个月前正是他第一个报道这位议员的犯罪嫌疑,造成了其他媒体铺天盖地的后续报道。第一篇稿子见报之后,议员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了一番辩解,后来打电话给加藤“想详细解释”,而那时的加藤先生回答道,“刚才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足够了,没有必要再听你的解释”,决绝了他的要求。听到他自杀的消息后,加藤先生非常内疚,在完成后来的后续调查后,他在议员自杀后的首次周年祭是去议员家表示悼念,虽然家属拒绝了。但他写下“我期盼有一天,在看到山茶花时,我们能共享一份美丽的心情,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相互理解。”的字句,投进议员家的信箱。
这个事件之所以打动我,在于《读卖》的记者对于人权的尊重,尽管议员有可能违法,却依然享有宪法赋予的高贵的人权,而那年年盛开的美丽的红山茶花,则表达了记者对于自杀的议员发自内心的尊重。